在某些外国人眼里，家庭是中国和中国人最珍贵的宝藏，所以寓意合家团圆的中秋节，历来被注重传统的中国家庭看重，而最能代表这个佳节和撩动大家情感的，非高悬的明月莫属。
古代中国以月亮为题的诗、词、文、画汗牛充栋，仅仅传世名作，也可说不可胜数。中秋的月亮，因为被赋予了强烈的团圆和思念色彩，历来被人们反复咏唱，今天想与大家聊聊的，是被南宋文学家胡仔认为该词一出、“余词皆废”的苏东坡《水调歌头•明月几时有》。
1076年中秋夜，已届四十的苏轼，在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太守任上大醉一场，次日酒醒，因思念虽现今同在山东为官、但已七年没见的弟弟苏辙，挥笔写下这首千古绝唱。其中的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和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两句，更是精彩绝伦，被后世频繁引用。
抛开词中的家国情怀和出世入世的纠结不谈，单单是词人对弟弟的深切思念，足以让人动容。三年后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下狱，以为必死的他写下一句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”，据说苏辙“览诗大哭”，皇帝神宗辗转闻之，也为兄弟间的手足之情深深打动。为救苏轼，苏辙上奏请求纳还一切官爵为兄长赎罪，虽未获准，但最终还是受累罢官，所幸苏轼大难不死。
据说出狱那天，苏辙甫一见哥哥，便急忙上前捂住他的嘴，生怕祸从口出。其实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提醒，只是与沉稳内敛的弟弟不同，苏轼胸无城府、出言无忌，屡劝无效的苏辙只好“由他去吧”！不过，一旦兄长有难，他总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，从生死、起居到家眷，件件亲力亲为，四处奔忙而无一怨言。
苏轼与苏辙，在我眼里，是中国文坛、乃至中国历史上，让人最为感动和羡慕的一对兄弟，溯源他们的抵足之情，应该自襁褓始。
兄弟俩出生于眉州（今四川眉山）时，两人的父亲、即《三字经》中“二十七，始发愤”的苏洵（字明允），正忙于上京求取功名和四处游学，据苏辙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中说：公生十年，而先君宦学四方，太夫人亲授以书。所以自幼随母亲长大、缺乏父亲陪伴的两位“留守儿童”，在致仕之前的二十载光阴，几乎形影不离，感情的深厚，自然与常人不同。想来那时的苏轼，因为父亲常常不在家，对小两岁的弟弟，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业，肯定是关怀备至，后来苏辙说他“抚我则兄，诲我则师”，亲情之外，亦师亦友。
1056年，二十上下的兄弟二人，随父亲北出剑门、东往汴梁参加科举，在隔年的应试中技惊四座、名动京师，仁宗皇帝欣喜“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”，文坛领袖欧阳修预判苏轼文章“他日必独步天下”。谁料这时，却传来母亲程夫人生病去世的噩耗，父子三人急匆匆踏上了归家奔丧的路途。文献没有记载兄弟俩此时的心情，我想，对从小深受母亲养育和教诲的他们而言，仕途的影响是其次的，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苦和遗憾，在瞬间一定心意相同。尤其在即将大展身手，上报朝廷、下报母恩的这一刻，二人内心深处的感觉，一定比许多人要强烈得多吧！或许那时，一生相携相扶，从此深植于心——只是他们不会知道，后来的人生竟然会那么的曲折和坎坷。
乌台诗案后的苏轼，虽然有返京担任吏部尚书的高光时刻，但随即先后贬黜惠州（广东）、儋州（海南），生性旷达洒脱的他人前一副天下何处不为家的气势，可每次远离弟弟，内心的凄凉与苦闷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而苏辙，反倒更像一位兄长，不但在物质上给了苏轼很大的帮助，而且用亲情持续滋润着苏轼。东坡先生身处险境而不惧、面向未知而不怵，恐怕也是知道，自己身后，永远都站着一位默默而坚定支持自己的弟弟吧！
1097年，六十二岁的苏轼即将远赴海南，苏辙也再贬雷州（广东湛江），二人在藤州（广西藤县）碰头、相携南行。年事已高的二人或许揣测，人生此别，恐怕再无来日，所以心照不宣的二人一路走得非常缓慢，都盼望着就这样彼此作伴、一直走到永远。回想三十年前，苏轼出仕陕西、二人初次离别，苏辙逶迤数十里送到郑州，相约他日“对床听雨”，而今漂泊一生、两鬓斑白，践约之期遥遥，怎能不令人满心惆怅？
可惜，再长的路都有尽头。六月，二人抵达南海之滨，反复叮嘱之后，苏辙送哥哥登上了跨海的小船，又目送他们在汪洋中再不可见。四年之后，遇赦北归的苏轼染病常州，弥留之际，家人问有什么后事，他只念着不能再见亲爱的弟弟最后一面、深为以憾。十一年后，本拟归葬老家眉州祖茔的苏辙，想到哥哥孤零零一人在河南郏县，命人将自己埋在哥哥墓旁，“对床听雨”的约定，此生无望、来世再践！
自1066年归蜀安葬父亲、1068年出川返京，兄弟二人至死都没有返回故乡。千年之后，苏轼眼中自有阴晴圆缺的一轮壁月再次普照人间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面对着兄弟两人都曾仰望过的如玉之盘，不禁让人想问：谁说世间，唯有爱情才能感天动地、绵延永恒？
